薛和昉司长：首任中医司司长的历史担当

薛和昉（1908年一1983年），陕西韩城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奠基人，其一生横跨革命战争与新中国建设两大历史阶段，在中医药复兴事业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革命烽火中淬炼的红色医者
1908年出生于韩城书香世家的薛和昉，192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医科。在校期间，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29年投身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历任韩城县委书记、红二十六军东府游击队政委、关中苏区专署主任秘书等职，在白色恐怖中组织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他作为西安市委组织部部长，兼任汪锋、贾拓夫的单线联系人，在复杂局势中巩固地下党组织。抗战时期，他担任第十八集团军募补处主任、旬邑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为前线输送兵员物资；解放战争中，他任西北土改工作团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书科科长，参与土地改革与政权建设。这段革命生涯使他兼具政治智慧与群众工作能力，为后来主持中医药事业奠定坚实基础。

临危受命：首任中医司司长的历史担当
1954年8月，薛和昉调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首任司长。此时新中国初建，中医药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部分人受“废止中医”思潮影响，蔑视、排挤中医。他力排众议，在中央支持下推动“一司两院”建设（中医司、中国中医研究院、四大中医学院），并提出“西医学习中医”的革新理念。1955年，他主持开办全国首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培养首批“中西医双修”骨干，毛主席批示“这个方法很好”。同年，他推动成立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四大中医学院，现均发展为中医药大学。在河北石家庄“乙脑疫情”中，他支持郭可明、路志正等用中医方案成功抗疫，成为中西医协同的经典案例。

奠基之功：中医药事业的制度创新者
薛和昉深知中医药复兴需制度保障。他主持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并任常务副院长，亲赴各地寻访名老中医，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给予优厚待遇，聘请章次公、秦伯未等为卫生部中医顾问。他推动建立中医科研体系，强调“改变对中医工作的管理现状”，在意识形态层面纠正“中医不科学”的错误认知。1957年调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后，他继续推进中医科研机构建设；1959年任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期间，仍关注中医药政策落实；1961年调任甘肃后，深入基层调研，将革命经验融入农村医疗体系建设。

四老身份：多重角色的历史坐标
薛和昉是罕见的“四老”人物：老大学生（辅仁医科）、老红军（革命资历）、老中医（跟师研习经典）、老革命干部（从县委书记到司长）。这种多重身份使他既能从专业角度理解中医精髓，又能以政治智慧推动政策落地。他提出“团结中医界各方面力量”的策略，既保护了民间中医传承，又推动了中医现代化进程。1955年，他与首届中医司同志的合影，成为中医药复兴的历史见证。

1955年，薛和昉司长与首届中医司部分同志的合影

历史评价：中医药事业的奠基人
薛和昉在中医司任上虽仅两年余，却奠定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基石。他推动的“西学中”班、四大中医学院、国家级研究院等举措，开创了中医药发展的制度先河。其“西医学习中医”的理念被写入国家政策，影响至今。他保护名老中医、支持中医抗疫的实践，展现了科学态度与人文关怀的统一。作为“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奠基人”，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具体政策，更在于确立了“挽救、继承、弘扬、发展”的八字方针，为中医药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特色、融入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

薛和昉的一生，是革命者与医者的双重奏。他以政治家的胆识、医者的仁心、改革者的锐气，在中医药濒临危亡之际力挽狂澜，使这一千年国粹焕发新生。其生平事迹，既是个人奋斗的传奇，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复兴的缩影，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制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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