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究竟是哪里人？
作者：薛勇勤
在河汾浸润的山西悠久历史长河中，闪耀着无数璀璨的将星，从“封狼居胥”的卫青、霍去病，到“门神”尉迟恭，再到和“文圣人”孔子并称的“武圣人”关羽，山西的名将之花开遍了大河之东。而在民间，薛仁贵，这位被后世文学家歌颂为“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传奇人物，成为小说、评书、戏剧等文艺形式中的重要角色，生龙活虎地生活在老百姓的世界里。
这就是薛仁贵。
二十四史中，名气越大的文臣武将，所占篇幅越长。但是，在唐代前期，所有武将，没有一位像文臣魏徵一样，能够独占一卷，即便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第八的李靖，也不得不和李勣两人共享一卷，而排名第七的尉迟恭，更是与秦叔宝、程知节等5人同列一卷，到了薛仁贵传记，分别见于《旧唐书》卷八十三和《新唐书》卷一一一。《旧唐书》中，他和另外6位唐初军将共分一卷书，而《新唐书》中，他更不过是16位传主中的一位。这充分展示着薛仁贵作为名将在史官心目中的地位。
薛仁贵的籍贯，从唐代以来，就争议不断。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所有正史记载无一例外都是“绛州龙门”（今河津），而唐天宝二年（743）所立的薛仁贵碑，是薛仁贵去世后40年所立，碑文撰写人是武则天皇帝的智囊、时称“北门学士”的著作郎苗神客。碑文中说“公讳礼，字仁贵，河东汾阴人也”（今万荣）。这是第一次出现薛仁贵是“河东汾阴人”的说法。而更让人奇怪的是，薛仁贵的儿子薛讷，曾任唐朝宰相，新旧唐书都记载为“绛州万泉人”（今万荣，原属汾阴，唐初设县），薛仁贵的孙子薛嵩，就是戏剧《薛刚反唐》人物原型，也记载为“绛州万泉人”，而更加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薛嵩的墓在山西夏县水头镇大张村，而其子薛平却葬于山西万荣北薛村，现有墓碑遗存。种种疑团，让人纳闷：薛仁贵究竟是哪里人呢？
要探究这件事，我们得顺着薛仁贵的血脉追祖溯源。2009年夏，在万荣县裴庄镇西孙石村，发现一座北魏时期的墓葬，有墓志铭一通。墓主为北魏时期汾阴薛氏南支薛真度夫人孙氏，墓志铭明确记载薛真度与夫人合葬于此，可知汾阴薛氏前期活动中心当在万荣而非别处。2023年，在万荣县贾村乡西思雅村发现一北魏墓葬，后来学术界认定其为“古河东等级最高北朝墓葬”，墓主为薛真度之子薛怀吉。薛怀吉葬于西思雅，并且和后来葬于北薛村的薛仁贵曾孙薛平墓地相去不远。之后，唐代薛收被封为“汾阴县男”，薛儆被封为“汾阴公”，薛脩义被封为“汾阴县侯”，薛绍和太平公主的二女儿被封为“万泉县主”，等等等等，都足以说明万荣曾经是汾阴薛氏的重要领地。
汾阴薛氏是蜀汉灭亡之后，时任蜀汉巴郡太守薛永之子薛齐被曹魏集团强制率五千户迁至河东汾阴。薛齐之子薛懿生有三子，分为西、南、北三房，其中次子薛雕号“南祖”。薛雕的四世孙为北魏名将、河东王薛安都（曾单骑斩杀鲁爽，时人盛赞其武艺超群，更以“关羽斩颜良亦不过如此”之语，彰显其威名）。薛真度，则为薛安都的从弟，薛安都的六世孙即为薛仁贵。也就是说，薛真度是薛仁贵的六世从祖。
薛氏到汾阴后，因人数众多，散布于汾阴各处，或者说也有少数人迁徙到了汾阴周边。根据历史记载，薛齐至少带来了五千户三四万人口，而且蜀人又过于彪悍，理所当然地很快就成了汾阴的大族，正儿八经的“兵强马壮士气盛”（蒲剧《薛刚反唐》唱词）。他们在汾阴境内四处修筑壁垒，比如史书上记载的薛强堡、薛通城、薛家寨等。这些壁垒，既成为对抗胡人的前沿阵地，又成为让当地政权难以制衡的家族王国。史载当时汾阴薛氏的势力范围都延伸到了黄河西岸。随着汾阴薛氏的不断壮大，开始了“大跃进式”的向汾阴周边扩张散播，峨眉岭下的闻喜、汾河谷底的绛州、汾河以北的龙门、涑水流域的蒲州，甚至一河之隔的韩城，都成为汾阴薛氏的落脚地。欧阳修的岳丈薛奎是绛州人，可能是较早迁徙出的汾阴薛氏，欧阳修在为薛奎族人写的墓志铭中甚至说到“薛为绛大族”，薛氏家族发展迅猛可见一斑。从史料来看，因为汾阴和龙门相邻的缘故，所以龙门成了薛氏南支后裔迁徙的重要目的地。薛仁贵的祖先应该曾安居于此，农耕射猎，以求生计。至于薛仁贵出身贫农，在地主家做雇工的说法，唯一的根据就是《新唐书·薛仁贵传》中的一句话：“少贫贱，以田为业”。但从《旧唐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以看出，薛仁贵曾祖父薛荣、祖父薛衍、父亲薛轨，相继在北魏、北周、隋朝任官，妥妥的官宦门第，只是或者因为其父薛轨早逝而导致家道中落，薛仁贵在龙门尚有田产，边便以耕田射猎为生。而且他本身娶的是柳氏姑娘，在讲究门阀制度的唐朝，作为河东名门望族的柳氏下嫁给雇农薛仁贵，简直不可想象。而薛仁贵初审名门的另一证据就是《新唐书》，《旧唐书》“薛仁贵传”只有“薛仁贵”这个名字，而到了新唐书》，薛仁贵就有了“薛礼”这个名字，“名曰礼字仁贵”，有名有字，这在封建王朝时期是贵族的象征，贫贱之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的。所以说，薛仁贵家住汾河边，民间流传的“汾河滩射雁”也不算是空穴来风。
薛仁贵的籍贯争议，其实本质是“祖籍”与“出生地”的历史语境区分。因此，结合史料记载与家族迁徙史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薛仁贵祖籍河东汾阴（今万荣），出生地河东龙门（今河津）。二者因门阀士族文化与行政区划演变形成看似矛盾的记载，实则互为补充。《旧唐书·薛仁贵传》《新唐书·薛仁贵传》已经用正史的形式均直接记载其“河东龙门人”，这是历史学界界定其籍贯的核心依据。我们再从唐代“籍贯”概念来分析。唐代户籍制度更侧重“个人出生地与成长地”，查阅唐代户籍制度可知，唐朝早期在税赋制度上，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即按照人丁来缴纳田赋和服徭役，因此，出于这样的考虑，朝廷每年都要对各地人口以住地为准，进行登记造册。薛仁贵自然被登记为“龙门人”。正史中，说到了薛仁贵早年“家贫，以田为业”，在龙门习武务农，从未提及在汾阴生活的经历，故以“龙门人”标注，这完全贴合薛仁贵的实际生活轨迹。而薛仁贵的墓碑之所以称为“河东汾阴人”，则基于当时门阀制度的需要。毕竟汾阴薛氏是魏晋至隋唐的顶级门阀——“关中六大姓”之一，该家族的发源地正是“河东汾阴”。薛仁贵即便已经从曾祖父便迁徙到龙门，但仍以“汾阴薛氏”自称，来彰显门第身份。这样以郡望来称呼籍贯的说法由来已久，就像大名鼎鼎的柳宗元也要叫自己“柳河东”一样，其实柳宗元这一支早就在南北朝时期，已经迁徙到了吴地，但是柳宗元依然在多篇诗文中自称“河东解人”“柳河东”，明确表达了对自己的出身和家族历史的自豪。薛仁贵自称汾阴薛氏，也符合人之常情。至于薛仁贵的后裔为何又迁回原籍，这个无可考证，也算是一个千古之谜。
近日，薛仁贵之子薛讷、孙薛嵩的故里万荣县薛里村计划修建村门楼，在小范围征集门楼楹联，被有些人发到网上后，立马掀起轩然大波，口诛笔伐者无数。虽无河津、韩城争司马迁故里之壮慨，也颇有咬牙切齿之余恨。我倒觉得大可不必。其间有相熟的人找我 ，让我撰联以应，我推辞不过，也顺势而为：“子于斯，孙于斯，问天下人，薛礼乡关何处？将治世，相治世，论唐朝事，此门功业有凭。”但我同样反对门楼上题“薛仁贵故里”，只是建议他们在门楣正反面分别题写“勋阀良将”“邦家老臣”，这是唐朝宰相苏颋对薛讷的评价。
薛仁贵故里的辩论依旧热烈，我觉得造成这一局面的本质是两个核心认识维度的混淆。首先是概念上的混淆：《辞海》对“籍贯”一词的解释是，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可见“籍贯”定义有二，部分人二者合一，即在祖居之地出生，另一部分人于父母迁居或流落他乡之后出生，则二者各异。现代意义上的“籍贯”多指“祖父及以上祖先的长久居住地”即祖籍，而唐代“籍贯”则侧重于“个人出生地”。用现代概念套用于唐代，导致误将“龙门”与“汾阴”视为对立，实则是古今概念的差异，其实“薛仁贵故里万荣说”和“薛仁贵故里河津说”并不矛盾，一个是祖籍地，一个是出生地。其次是地域邻近性的混淆。龙门、汾阴距离数十公里，唐代又同属河东道，共同为河东薛氏核心活动区域，仅为行政区划上的两县，这种地域的邻近性进一步加剧了后世混淆。
故此，从历史视角看，薛仁贵的籍贯无真正争议：正史记载的“龙门”是其个人层面的出生地，家族溯源的“汾阴”是其家族层面的祖籍，二者分别对应“个人实际居地”与“家族根源认同”，是唐代门阀社会文化与地域行政区划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共同构成了薛仁贵籍贯的完整历史图景。因而，河津打造薛仁贵故里景区责无旁贷，势在必行，而万荣则可以拉薛仁贵当大旗，倾力打造薛仁贵祖居地和汾阴薛氏文化，强强联合，实现双赢，让山西的名将之花——“薛家将”扬名九州，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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